审视中欧贸易失衡：单一货物贸易统计有失偏颇

近期中欧经贸互动摩擦增多，贸易收支失衡成为双方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。欧盟方面频繁援引“日均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约10亿欧元”的数据，判定当前双边贸易格局难以持续，并放出风声，若双边对话磋商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将启动更多贸易防御工具施压中方。对此，中方明确表态，警示欧盟切勿动辄采取贸易保护举措，避免双边经贸关系陷入困境。

为化解分歧、管控分歧，中欧于今年6月正式落地贸易投资磋商机制（TIC），聚焦贸易投资平衡、出口管制、知识产权保护、世贸组织改革四大核心议题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。双方同步建立贸易数据联合监测体系，实时追踪双边贸易流向、动态研判市场变化，并敲定于今年秋季重启部长级高层会晤，持续深化经贸对话。

事实上，中欧经贸合作涵盖货物贸易、服务贸易、双向投资、产业分工、市场准入等多重维度，贸易失衡的形成机制复杂多元，绝非单一因素所致。想要妥善化解双边经贸分歧、维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格局，既要精准回应双方当下的核心关切，更要立足长远、系统施策，搭建可精准识别、可高效解决具体经贸问题的常态化机制。

单一货物逆差统计，无法概括中欧经贸全貌

“日均10亿欧元货物贸易逆差”的表述极具传播度，但仅依靠货物贸易数据评判中欧经贸格局、定义双边失衡问题，存在明显的片面性。这种单一维度的统计方式，忽略了服务贸易、跨境投资、全球产业链分工等关键环节，无法还原中欧经贸合作的真实样貌，也不利于从根源上破解双边贸易矛盾。

纵观1975年中欧（原欧共体）建交以来的51年经贸发展史，双边贸易收支呈现动态交替、双向平衡的特征，并非固化的单边失衡。数据显示，这51年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顺差时长为22年，中方顺差时长为29年，且中方前期十年的顺差规模均低于500亿欧元，整体处于合理区间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中国对欧出口商品中包含大量工业中间品，这些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后，会通过当地产业再加工、区域内贸易流转，最终以终端成品形式出口至全球其他市场，而欧盟整体对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均保持贸易顺差，货物贸易统计无法体现这一产业链增值过程。

在服务贸易领域，欧盟长期占据绝对优势，51年来始终保持对华顺差态势。据中方统计数据，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483亿美元，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，占全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41.6%，成为欧盟对华经贸获利的重要板块。

双向投资维度同样呈现欧盟优势格局。过去51年，欧盟仅在2010年、2015年、2016年三年出现对华投资小幅“逆差”，其余年份均保持投资净流入优势。不仅如此，欧盟在华落地企业约40%的产品会直接返销欧洲市场，覆盖汽车、机械、化工等核心优势产业，这也印证了业界“顺差统计在中国，实际收益在欧盟”的客观现状。

由此可见，单纯纠结货物贸易表面逆差、采取短期限制性举措，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。想要精准破解中欧贸易失衡难题，可参考上世纪90年代中美贸易摩擦化解经验，组建由双方政府官员、行业专家共同组成的专项联合工作组，全面复盘中欧贸易失衡的真实规模、行业结构与深层成因，基于客观研判制定精准解决方案。1994年中美成立双边贸易统计小组后，便证实当时中美贸易逆差被高估20%，为双方理性化解分歧提供了数据支撑。

同时，中欧贸易失衡具备显著的行业集中特征，并非全域性失衡，核心集中在三大制造业赛道：电气机械设备、通用机械器具、新能源汽车及其他新能源产品。后续可聚焦这三大高失衡领域开展专项深度调研，精准梳理行业失衡根源，针对性出台结构性平衡举措，避免粗放式、全域化的贸易限制。

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、拓宽双向市场准入，是优化双边贸易格局的关键抓手，尤其要重点发力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。目前我国已放开部分区域外商独资医院设立限制，为欧洲医疗、生物医药企业拓展中国市场创造了全新机遇。依托这一开放契机，阿斯利康等欧洲龙头企业持续加码在华布局，业务覆盖药物研发、细胞疗法等高端医疗领域，实现外资发展与国内市场升级双向共赢。

需要明确的是，所有贸易平衡举措都必须严格恪守世贸组织（WTO）规则框架。欧盟提议的自主出口限制、管理贸易等模式并不具备可行性，其中自主出口限制（VERs）明确被关贸总协定（GATT）第11条、《保障措施协定》第11条等WTO规则明令禁止。在中外多双边经贸谈判中，我国始终坚持所有合作协议、贸易举措必须以恪守世贸组织权利义务为基础，近期发布的《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》，正是我国践行合规贸易、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实践。

此外，双边经贸磋商必须坚守双向对等、互利平衡原则，杜绝单边施压、单方面提要求。欧盟长期实施的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、《外国补贴条例》审查、外资准入限制等壁垒性举措，理应纳入双边磋商核心议题。针对相关问题，商务部发言人黄玲于9月3日明确表示，中欧各层级对话磋商应秉持平等原则、兼顾彼此关切，摒弃单边要价的不合理模式，推动双边贸易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。

立足长远布局，完善中欧经贸法治框架

中欧互为核心贸易伙伴，双边日均贸易规模突破20亿欧元，经贸合作体量庞大、关联紧密。但从制度层面来看，双方至今缺乏适配新时代合作格局的综合性经贸治理框架，现行核心依据仍为1985年签署的《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》，规则体系严重滞后。同时，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签署的25份双边投资协定，均缔结于2009年《里斯本条约》生效之前，彼时欧盟尚未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统一管辖权，现有协定无法覆盖服务贸易开放、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新时代投资核心议题。

尽管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》（CAI）已于2020年底完成谈判，但后续审批进程陷入停滞。当前中欧贸易投资合作已迈入全新发展阶段，产业融合、市场联动、利益交织程度持续加深，但双边经贸治理规则未能同步迭代，以老旧规则应对新时代复杂经贸问题，显然难以适配现实发展需求。

受制于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，搭建全新、全面的中欧双边经贸法治框架仍面临诸多现实阻碍，但双方仍存在渐进式突破、分领域落地的可行空间。可优先选取服务贸易等阻力较小、共识较多的领域先行先试，积累合作经验。目前我国已与英国启动双边服务贸易协定磋商，同时与佛得角签署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，覆盖农业转型、蓝色海洋经济、高端制造业升级等多个领域，为分领域、差异化推进双边经贸规则升级积累了实践经验。

在双边磋商之外，强化多边机制合作是破解中欧经贸分歧的重要补充。世贸组织改革本身就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四大核心板块之一，双方过往已积累扎实的多边合作基础，曾携手推动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（MPIA），有效弥补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短板。在双边摩擦频发的当下，成熟的多边规则体系能够为双方结构性经贸分歧提供更稳定、更中立的协商平台。

未来中欧可优先围绕产业政策、贸易与国家安全等争议焦点开展常态化对话。针对产业政策分歧，双方可从规则透明度、政策主动通报等共识度较高的维度切入，逐步缩小认知差异、规范竞争秩序；针对贸易安全等敏感议题，在短期无法搭建正式机制的情况下，可探索非正式、诸边化沟通模式。同时，双方可在最惠国待遇、多边决策机制、产业政策与发展权等WTO改革重点领域挖掘合作空间，凝聚多边治理共识。

开放型诸边合作同样是优化双边经贸格局的务实路径。中欧可协同推动《促进发展投资便利化协定》《电子商务协定》等多边经贸成果落地见效，持续完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，并积极探索贸易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增长点。多边合作无法替代双边精准谈判，但能够为化解双边结构性矛盾提供全新路径，将各类经贸分歧纳入标准化规则框架统筹解决，从制度透明、市场开放、规则共建层面，夯实中欧经贸长期平衡、稳定发展的根基。